翻译，被誉为沟通世界的桥梁，其理想是促成不同文化间平等、深入的对话。然而，当我们深入审视这座桥梁的结构时，会发现其建造过程并非总是处于水平线上，桥两端的地势往往高低有别。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并非总是平等的，文化霸权的影子时常投射在译者的笔端，影响着信息的流向、内容的选择乃至解读的方式。

一、不平等的流向：单向度的“文化逆差”首先，翻译流量的巨大悬殊揭示了结构性的不平等。全球翻译市场存在着明显的“文化逆差”。英语作为当今事实上的世界通用语，其文本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数量，远远超过其他语言文本被翻译成英语的数量。这意味着，以英语为载体的思想、价值观和叙事方式，得以通过翻译大规模地、持续地流向非英语世界，塑造着后者对世界的认知。而非英语世界的文化产品，若想进入国际视野，则必须跨越更高的门槛，经历更严苛的“选拔”。这种单向度的流动，使得文化交流更像是一种“倾销”与“接收”的关系，而非平等的“互鉴”。

二、文化霸权的滤镜：选择、改写与归化文化霸权的影响更深刻地体现在翻译过程中的“选择性呈现”和“创造性改写”上。掌握着文化输出主导权的国家或群体，往往控制着“翻译什么”和“如何翻译”的话语权。

首先是选题的霸权：哪些作品值得被翻译？常是符合强势文化预期和想象的作品更容易获得青睐。例如，某些地区的文学被翻译时，可能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展现“异域风情”、“原始落后”或印证西方价值观的作品，而忽略其现代、多元和复杂的面向。这种选择性地翻译，无形中构建并固化了刻板印象。

其次是策略的霸权： 在“如何翻译”上，归化策略常占据主导地位。为使译文易于被目标文化（通常是强势文化）的读者接受，译者可能会刻意淡化或改造源文化中的独特元素，将其纳入目标文化的认知框架中。比如，将具有深厚文化背景的典故简单处理，或把复杂的社会关系术语用西方概念生硬套用。这种“驯化”过程，虽然提高了可读性，却抹杀了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，使“他者”的文化变得扁平化、工具化。著名的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劳伦斯·韦努蒂将此批判为“译者隐形”背后的文化自恋，即不自觉地用本土价值观覆盖外来文化。

三、权力的印记：从语言到话语文化霸权的影响最终会烙印在语言本身。当一种语言（如英语）成为大多数国际交流、学术出版的默认媒介时，它所承载的概念体系、思维模式和话语方式便被视为“标准”和“普世”。在翻译中，弱势文化的概念常常需要借用强势文化的词汇来解释，这个过程本身就可能造成意义的流失或扭曲。例如，中文的“仁”、“气”、“缘分”等词，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词，简单的翻译无法传递其丰富的哲学和社会内涵。长此以往，弱势文化的表达空间被压缩，其独特的话语体系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。

承认翻译中的不平等与文化霸权，并非要否定其价值，而是为了更清醒地利用这座桥梁。真正的平等交流，有赖于各方意识的觉醒和努力。译者应秉持文化自觉，勇于采用“异化”策略，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，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；出版界和学术机构应有意识地推动“逆向翻译”，让更多弱势文化的声音进入世界视野；作为读者，我们应培养一种开放的、乐于接纳“陌生感”的阅读心态。